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战略思想库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2020.5.14）。

谢谢主持人，各位好！听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我试着把今天自己的发言提炼了一个题目，是谈一下“财政货币两大政策协调配合中赤字货币化的三个真问题”。相关的背景，一个是理论方面，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了，有所谓前沿性的现代货币理论（MMT），另一个是实践中发达经济体现在总体特征是进入所谓“负利率时代”。这个MMT的学理阐述，大家还在消化，但现实问题到了中国的场景中间，最近又引出了一个讨论的热点，就是所谓“货币数量论”是否过时，对“赤字货币化”这个思路和要领应该怎么样认识。我的基本观点如下。

我认为最基本的货币理论，其实很像一个“1+1+1=3”这样一种方式的公理式表述。它揭示的关系，就是流通中的货币量和价格成正比，和流通速度成反比。它的公式也很简单：社会商品总价格除以同一单位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所需要的货币总量。这样一个原理意义上的货币数量论，不存在过时的问题，当然，要指出这个认识有一个历史上的发展过程，前面说的公式还不是最开始的形态，最开始在休谟和李嘉图那里，是只讲两个变量，李嘉图的表述是“通货贬值与否，完全取决于其数量是否过剩”。这种两因素因果关系的说明，就过于简化了，但是这个思路很有影响，到了现代货币数量论里，弗里德曼在这个思路上形成的他的基本认识与建议，是所谓货币政策的“单一规则”，就是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唯一的政策工具，当局只要掌握它稳定的增长率，就解决了宏观调控的问题。三变量的认识框架，就要说到马克思，咱们过去学《资本论》的时候，都知道马克思已列出了包括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变量的基本认识框架。

现在现实生活中，我认为就应该站在这样一个三因素形成因果关系的原理上，先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对于纸币数量，以及和它相关的赤字货币化这个问题来说，绝非可以不做规模约束，因为要考虑在政府调控视角下怎么防范通胀和机制扭曲等负面效应的问题。如果我们在现实中间看到了货币总量猛涨而价格不涨，那么一定是三变量中间的货币流通速度这个变量走得相当低，而这个货币流通速度低的原因，当然和市场预期不好等等造成投资、消费交易低迷有关，也和具体经济体里的金融结构差异有明显关联（比如说中国是间接金融为主，美国是直接金融为主，而且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都是直接金融为主，那么它们就不是更多依靠银行贷款，而是更多依靠股市、债市、私募等等，这都与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同特征有关），也和资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等，有密切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宏观调控当局一定不能只看货币流通量，一定还要看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多种因素，当然这也就相当复杂，很难具体量化——虽然学术界也一直在努力建模型，但现在还没有这种精确的预测能力。但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这个货币流通速度的快或慢的转换，一旦到了临界点，它是非常迅速的，这就造成了经济中间的所谓波动、转向，所谓大起大落。这样一个因素如果我们看清楚了，那么对于现在大家作为讨论热点的“赤字的货币化”，我觉得一定要讲对于如下三大问题的把握。

这三个问题都是真问题。第一叫做“安全空间”；第二叫做“两大部门的配合”；第三叫做“政府用钱的一揽子方案”。这第一个安全空间问题，它的实质就是在数量规模问题上，必须考虑怎么合理化，必须有节制、有纪律，不是推翻和否定货币数量论，而要尊重货币数量客观存在的约束意义。第二个两大部门配合问题，它的实质是宏观调控主体——被大家所关注的施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这两大部门，必须认真考虑调控中相互协调配合的机制合理化、激励兼容这样的问题——这在中国也就必然联系到经济社会转轨和整体配套改革（包括地方和企业的预算约束硬化以求形成对政策参数的正常反应）。第三个所谓用钱的一揽子方案，就是在政府和财政主体视角下，政府职能行使和用钱的支出结构优化方面的水平高下问题，具体的方案一定是要配套的、一揽子的，调控当局怎样尽可能体现出高水平，是必须做出努力的。这就是我认为应该指出的三个真问题，都不可回避。

附带说一下，理论上货币数量有客观合理限度，现实形态上美国人怎么可以搞所谓的“无上限宽松”？这就要具体认识到美国是靠特殊的全球硬通货霸权，显著扩大了它自身的货币“量宽”可操作空间，但这决不是颠覆了货币数量方面的客观约束这样一个规律性真问题。对此今天不能再展开说了。上面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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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新读 | 贾康 孟艳：物价稳定、货币流通速度与宏观调控愿景把握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